阿曼陀室的壶，究竟用的是什么泥？

——从选泥、配泥到烧成，重新追问曼生壶的材料问题

今天谈紫砂壶，泥料往往是最先被问到的问题。

紫泥、朱泥、本山绿泥、段泥、天青泥……一把壶似乎总要先有一个明确的泥料名称，人们才觉得对它有了基本认识。

那么，两百多年前的阿曼陀室呢？

陈曼生与杨彭年留下了那么多被后世反复研究的紫砂壶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今天辨认一把壶那样，准确地说出：这一把是什么泥，那一把又是什么泥？

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，真正查下去却没有那么容易。

至少从目前可以核验的博物馆公开资料来看，对于曼生壶，权威机构往往描述的是胎色、质地与烧成后的表面状态，很少直接套用今天已经十分细化的商品泥料名称。

这也提醒我们：研究阿曼陀室的泥，第一步也许不是急着给它命名，而是先回到文献与实物。

一、古人当然谈泥，而且谈得并不粗略

先要澄清一个容易产生的误解。

不能因为今天的泥料分类非常细，就认为古人只知道一个笼统的“紫砂泥”。

早在明末，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已经详细记录宜兴陶土，其中谈到石黄泥、天青泥、梨皮泥、淡红泥、老泥等，并特别写到制壶之家对于泥土要经过筛、捣、养土，再“取用配合”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周高起并没有把“泥”和“烧”分开。他同时写到，火候过了则“老”，不足则“稚”，又说窑中有时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。

也就是说，至少在曼生以前一百多年，宜兴紫砂已经形成了关于选泥、配泥与火候的经验认识。

所以，我们今天研究曼生壶，不能说那个时代没有泥料分类。

真正需要谨慎的是另一件事：

历史文献里的泥名、产地、配合方法与烧成结果，能不能与今天流通的每一个泥料名称一一对应？

这就需要证据。

不能因为一把老壶呈某种颜色，就直接反推它一定属于今天所说的某一种泥。

故宫博物院藏：宜兴窑“阿曼陀室”款紫砂描金山水纹茶壶

图注：
清嘉庆宜兴窑“阿曼陀室”款紫砂描金山水纹茶壶。故宫博物院对其胎质的描述为“胎质细腻，呈紫褐色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馆方采用的是对胎质与色相的描述，而没有进一步给出今天意义上的细分泥料名称。

图片及资料来源：故宫博物院

二、现存曼生壶，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

把目光放到博物馆中的实物，问题会更加清楚。

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嘉庆“阿曼陀室”款紫砂描金山水纹茶壶，馆方记录其“胎质细腻，呈紫褐色”。

上海博物馆所藏陈鸿寿铭、杨彭年制“延年”紫砂壶，则称其“质地温润”；另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嘉庆二十年唐井纹紫砂壶，上海博物馆描述为“光润细腻的质地”。

这些文字看似普通，其实很值得注意。

博物馆面对一件两百年前的紫砂器时，首先能够可靠记录的是器物的胎色、颗粒、质地、光泽、款识、形制以及来源。

至于它在当时究竟使用了哪一个具体矿层的原料、如何配比，仅凭烧成后的外观通常不能直接作出结论。

这也是研究老紫砂与今天介绍新制紫砂不同的地方。

我们看到的是烧成之后留下来的“相”，但从“相”返回最初的矿料，需要更多证据。

三、真正值得注意的是：杨彭年“善于配泥”

如果只追问“是什么泥”，可能会错过一个更加重要的线索。

上海博物馆在介绍杨彭年铭紫砂水盂时，有一句非常明确的文字：

“善于配泥。”

对于这件道光二年的水盂，馆方又特别形容其“炼泥细腻”。

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，意义并不小。

它说明杨彭年的能力至少不应只理解成“把曼生画出来的壶做出来”。在材料处理这一环节，他同样拥有被后人特别记录的经验。

于是，“曼生壶用了什么泥”这个问题，可以继续往下追问：

杨彭年面对的究竟只是某一种现成泥料，还是会根据器物需要进行选取与配合？

不同壶式之间，对泥的颗粒、可塑性、收缩与成形状态是否存在不同要求？

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证据把这些问题逐一回答，但“善于配泥”至少告诉我们，阿曼陀室的材料研究不能停留在寻找一个泥料名称。

矿料是什么，是一个问题；泥怎样经过人的处理成为适合制器的泥，是另一个问题。

后一个问题，可能离杨彭年的真实工作更近。

上海博物馆藏：杨彭年铭紫砂水盂

图注：
清道光二年杨彭年铭紫砂水盂。上海博物馆在杨彭年介绍中特别记有“善于配泥”，并称此器“炼泥细腻”。这为讨论杨彭年的材料处理能力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。

图片及资料来源：上海博物馆

四、一句“选泥合是赵庄山”，把问题带到了更具体的地方

关于曼生壶的泥料，还有一条不能忽略的文献。

陈曼生的同乡好友屠倬曾得到曼生赠送的新制陶壶。他在诗中写道：

“选泥合是赵庄山，秘传尚说金沙寺。”

这句话非常重要。

因为屠倬并不是两百年后的研究者。他生活在曼生同时代，与曼生有交往，而且确实得到过曼生赠壶。

如果这首诗可靠，那么“赵庄山”至少进入了曼生壶材料研究的证据链。

明末《阳羡茗壶系》恰好也记载，赵庄山出“嫩泥”，石黄泥亦出赵庄山。

2010年《无锡文博》刊载邓超《“陶宝图中出新意”——屠倬笔下的曼生壶》，即据此提出：屠倬的诗可能保存了曼生壶选泥地点的重要信息。

但这里仍然应该留一道界线。

“选泥合是赵庄山”能够支持我们关注赵庄山，却还不能据此证明所有曼生壶均使用同一种赵庄泥，更不能由一句诗直接推导出今天某个具体商业泥料名称。

产地、矿层、原料、配泥以及最终烧成的胎色，并不是同一件事。

这恰恰是这条史料最有价值的地方：它让问题缩小了，却没有替我们把答案说完。

五、曼生壶的泥色，本来就不是一种颜色

再回来看现存实物，就会发现另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现象。

故宫、上海博物馆、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曼生壶，从公开图片看，烧成后的胎色与表面状态并不完全一致。

有紫褐，有偏棕，有的细润，有的颗粒感更明显。

但是，这里最忌讳的正是“看图认泥”。

照片受到光源、白平衡、相机、后期以及器物使用状态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面对原物，烧成后的颜色也同时受到原料、配泥、颗粒组成、温度和窑内气氛等因素影响。

所以我们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只能是：

现存被认定为曼生、杨彭年体系的器物，确实呈现出不同的胎色与表面状态；这种差异值得比较，但尚不足以只凭公开图片反推出每一件作品的具体泥料组成。

这一点看似保守，其实恰恰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。

如果未来能够把有可靠来源的曼生壶标准器集中起来，对胎色、颗粒、断面、烧结状态乃至无损成分进行系统比较，我们才可能真正靠近“阿曼陀室用泥体系”这个问题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：陈鸿寿紫砂壶

图注：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陈鸿寿紫砂壶，壶底有“阿曼陀室”篆书方印。将国博、故宫及上博所藏可靠曼生壶放在一起比较，可以看到不同器物在胎色与表面状态上的差别，但这些差别目前仍不宜直接等同于具体泥料名称。

图片及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博物馆

六、另一个更难的问题：这些壶究竟在哪里烧？

泥的问题继续往前走，一定会遇到火。

曼生壶是在宜兴成坯、宜兴烧成，还是曾有一部分在溧阳制作和烧造？

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。

《无锡文博》2010年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。邓超在研究屠倬诗时明确写道，曼生壶究竟是在溧阳当地烧，还是将壶坯运回丁蜀烧，目前没有发现足以定论的直接史料。他随后根据屠倬诗文进行了进一步推测，但也强调，在找到确切窑址之前不能妄下结论。

同一期《无锡文博》，徐立在《曼生壶随想之三》中记录了2008年观看唐云旧藏“八壶精舍”曼生壶的经历。他认为其中六把较可信的曼生壶呈现出泥料颗粒较明显、部分器物火候偏低等共同特征，并进一步提出了“是否曾在溧阳烧成”的猜想。

这是一条很值得追踪的研究线索，但必须明确：

这是研究者依据实物观察提出的判断，并不是经过窑址考古或材料检测最终确认的结论。

尤其是“火候偏低”这样的判断，如果没有系统的胎体测试、不同标准器对照以及烧成实验，仅凭肉眼经验仍然存在边界。

不过，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如果一些可靠曼生壶的烧结状态确实存在规律，那么烧成地点、窑炉条件与装烧方法，都可能成为重新理解阿曼陀室的下一组证据。

七、我们看到的是“相”，但不能因此替历史补出全部的“火”

这也是研究古代紫砂最容易越界的地方。

面对一把老壶，我们可以观察它今天留下的胎色、砂感、光泽、烧结状态与局部变化，这些都是实物证据。

但由这些结果进一步判断两百年前的具体窑温、完整烧成曲线、窑内气氛、装窑位置乃至燃料情况，就需要更多材料支持。

换句话说：

我们看到的是火成之后留下的相，却不能仅凭这个“相”，反推出关于“火”的全部答案。

这并不意味着烧成无法研究。

恰恰相反，只有先承认证据边界，后面的研究才有意义。

把不同博物馆藏曼生壶放到同一套观察标准下；把有纪年、有可靠递藏、有明确款识的作品优先建立样本；再结合清代宜兴与溧阳陶业史、窑址资料以及现代材料检测，才可能逐渐缩小答案。

八、所以，阿曼陀室到底用了什么泥？

写到这里，我们或许还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泥料名称。

但已经可以比原来的问题再向前一步。

我们知道，曼生以前的紫砂传统已经非常重视泥色、配泥与火候；我们知道杨彭年被明确记载为“善于配泥”；我们还知道曼生同时代友人屠倬留下了“选泥合是赵庄山”的诗句。

另一方面，现存可靠馆藏曼生壶的胎色与质地并不完全相同，关于其具体配泥方法、每一种壶式对应的材料选择，以及究竟在何处烧成，目前仍然缺少足够直接的证据。

所以，与其急着寻找一个答案：

“曼生壶就是某某泥。”

也许更值得继续追问的是：

杨彭年面对不同的曼生壶式，怎样选泥、配泥、炼泥，又怎样经过成形和烧成，让这些泥最后成为今天留在我们面前的器物？

从“叫什么泥”，走向“泥怎样成为器”，问题才真正进入阿曼陀室的制作现场。

而阿曼陀室真正值得重新研究的，可能正是这个过程。

——阿曼陀室研究

参考资料

周高起：《阳羡茗壶系》，明。

故宫博物院：《宜兴窑“阿曼陀室”款紫砂描金山水纹茶壶》。

上海博物馆：《陈鸿寿铭杨彭年制紫砂壶》《陈曼生铭杨彭年制唐井纹紫砂壶》《杨彭年铭紫砂水盂》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：《陈鸿寿紫砂壶》。

邓超：《“陶宝图中出新意”——屠倬笔下的曼生壶》，《无锡文博》2010年第3期。

徐立：《曼生壶随想之三》，《无锡文博》2010年第3期。